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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的“恶意倾向性”谁来定义?

  媒体报道的“恶意倾向性”谁来定义?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伏笔。譬如,芜湖市中院以各种理由变相不公开审理舆论广泛关注的“白宫书记”张治安一案,此外,就引发了公众的猜测和联想,而不能由当地法院私自认定。对于任何一起失实或恶意的报道,还必须严格规范恶意倾向性报道的范围。谣言止于公开,这显然极大的损害了司法权威,两者是并行的关系。

  公众对于司法活动的情情权越是得到满足,《规定》所列举的第5条称“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但能把这笔账算到媒体头上吗?(编辑:东雪)

  这显然是陷入了一种“自己给自己当法官”的法律悖论。很明显,所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倾向性的报道,所指向的都是一些质疑司法机关,甚至涉及司法腐败等损害司法权威的现象,换言之,人民法院可能就是当事的一方。如果把最终的说明权交给法院,法院会得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吗?这首先不符合程序正义。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目前大家还没有哪一部法律规定资讯报道何为严重失实,何为恶意倾向性,所谓“违反法律规定”似乎也只能凭借法院自身的认定,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大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就是极有可能造成双重危害:法院逃避了正常的舆论监督,并且反过来对媒体进行打击报复。

  问题在于,谁来定义媒体的报道是严重失实的和有恶意倾向性?《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发现资讯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某些情形的,可以向资讯主管部门、资讯记者自律组织或者资讯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按照这个规定,最高法实际上是把媒体恶意报道的说明权交给了各级法院。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官独立进行审判活动,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既是为了维护司法权威,也是为了保证审判公正。如果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严重失实或者恶意倾向性的报道,不仅仅是逾越了职业底线,扰乱了正常是审判活动,更是一种违法违宪的行为。对此类行为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无疑是有理有据的。

  审判活动越透明,法院还必须加强审判公开的力度,让民众和媒体有充分参与和监督的机会。前不久,司法权威固然需要维护,在这样的基础来看如何整治媒体的恶意倾向性报道,更重要的是,失实和歪曲的报道自然就没有市场。但舆论监督权同样也需要敬重,首先必须是坚守程序公正的底线。都应该通过公开公正的异地或上级法院的判定来决定,

  客观而言,现实中确实有不少劣质媒体和无良记者炮制假资讯,进行失实或恶意的报道,但相比之下,司法腐败的现象则更加突出,危害性也更大。媒体报道的定义前者只是间接产生影响,而后者是直接作用于社会。更不该忽视的是,在司法不独立的现实语境下,司法机关常常会成为权力的帮凶。一定程度上说,司法腐败、司法权滥用的现象正是因为舆论监督不力的产物,而进一步追问,舆论监督为何不力?根本上还是因为正常的资讯报道权得不到敬重,资讯职业风险太大。现实中,大家屡屡看到司法机关打着“严重失实”的幌子,对资讯工编辑进行打击复杂的恶例。《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因为一篇报道而被当地检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追捕一幕,至今还让人不寒而悚。这不正说明让司法机关来认定媒体报道是否“恶意”,有很可能滋生出更大的恶吗?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资讯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资讯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资讯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中国资讯网12月23日)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0-03-20 10:17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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